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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部分（第4页）

，直到叛逃投苏后才被迫变为唯唯诺诺的猥琐小人，现在当上了特务学校的教官，这种“权力欲”

又回复到她的身上，她可以对那些特务学员发号施令，这是一种满足；第三，教官的薪金比她在对外谍报局当特工高出一倍以上，她可以把这些钱积起来，留着以后过舒适的生活。

当然，“契他伊斯卡雅”

特务学校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说活动范围很狭。

尽管学校很大，里面有俱乐部、温水游泳池、公园、湖泊（不在学校面积内）、电影院、咖啡馆、酒吧等等，但外面却被克格勃武装警卫部队严密地守卫着，特务学员不能越雷池一步，连教官出去也必须去校长室领通行证，而且限定外出时间。

所以，傅索安是难得外出的，有空闲时间，她宁可去酒吧间喝酒、听音乐，或者一个人缩在教官单人宿舍里看书。

傅索安所教的班级，共有十名学员，都是中国人，六男四女，其中有四个是从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叛逃过来的知识青年，汉族人。

四个是少数民族，哈萨克、维吾尔族和回族，都是1962年“伊塔印件”

时越境外逃的边民，当时都是少年，现在都二十多岁了。

两个是克格勃从新加坡秘密招募来的华侨青年，那是一对恋人，但进校后两人表面上已经断绝了关系。

当时的知识青年，“文化大革命”

初期都当过红卫兵，这使也是红卫兵出身的傅索安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她对那四个知识青年的态度明显地比对其他六个学员要好。

尤其是四个知识青年中推一的一个女知青，傅索安更是对她如妹妹一般。

这个女知青，名叫皮勇，当时是二十一岁，上海市人。

皮勇这个名字，应当是给男孩子起的，不过给这个姑娘也不枉：她黑黑瘦瘦，一脸调皮相，整天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是个不折不扣的假小子，从小到大，不知打过多少次架，真是又“皮”

又“勇”

。

皮勇出身于上海一个劳动人民家庭，父亲是码头工人，母亲是纺织工人。

当初这对夫妻结合时还没有“计划生育”

这个说法，所以两口子把生孩子当作人生一大乐趣，不厌其烦地生了一个又一个，一共生了八个，皮勇排行老六。

孩子多的家庭，有两个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经济困难，缺衣少食。

二是疏于管教，自我成型。

皮勇兄弟姐妹八人，从记事起就整天价为争一点零食或是一件衣服之类闹得鸡飞狗斗。

以皮勇的调皮相，在家里自然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主儿，她人小争不过兄姐，就时常乘他们不留意的当儿悄然伸手捞取看得中的东西。

“不告而取，是谓之窃”

，兄姐发觉之后，自然要动手教训，皮勇就逃出家门，直到家里人见她昼夜不归着了急，全家出动找她回去才罢休。

前科自然不算账了，但没几天她必有新行为弄出来，于是开始了又一轮逃一寻的闹剧。

皮勇的童年，就是在这种周而复始的“游戏”

中度过的。

皮家人当时自然不曾想到，他们的这种行为，竟是在为克格勃培训一位具有特殊技能的特工。

皮勇逃离家庭，昼夜不归，住宿无从谈起，码头、车站可以栖身，但吃饭总是要解决的，她便开始偷窃，皮勇的偷窃，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拎窃包裹，二是扒窃钱包。

别看她成绩单上连挂红灯，在偷窃方面的心眼却是玲珑剔透，她也没有拜师傅，也没有观察、偷学，就凭自己的那份感觉，竟然无师自通地成了一名盗窃熟手。

她偷到了钱钞，先是自己上馆子、泡剧院、逛商店，胡乱花用；若还有剩余，就叫上几个要好同学去消费。

有时也买些东西回家，大人问起来源，便说是拣的，大人也不追究，更没有进行“拾物交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