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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3页）

时曾批判过树碑立传。

其实，树碑立传有该批的，也有不该批的，不能一概而论，必须看具体情况：－是要看是否确有政绩，且这政绩是否被百姓公认为善举；二是要看这个碑由谁树、传由谁立。

关于政绩，有些人认识上有误区，认为搞的规划越宏大、建的工程越多就政绩越大，就越能树碑立传，其实是南辕北辙。

有的是为政绩而求政绩，是为自己树碑立传，有的是将其作为职务升迁的台阶、“电梯”

甚至“直升机”

……后者这样的出发点，大都急功近利，容易重形式而轻实际作用，容易浮夸，越搞欲望越膨胀规模越大，只重锦上添花，不愿雪中送炭，就很难真正对百姓有益；或者眼前看似有“益”

，而日后要被证实对子孙有大害；更有甚者，明明扰民、害民，竟还要巧妙裹上“为民”

，甚至更美丽的包装……有的是创造建大工程的机会好*一把，侵吞纳税人的钱。

这些当政者可以依仗权力不顾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的谏言，强行实施。

然而，任何人从政掌权时间再长也不过几十年，卸任后就由不得自己装饰美容，最终又都必须接受历史公正的检验，只能任人民评说了，“政绩”

就有可能成为耻辱和罪孽的铁桩。

所谓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中，已经不乏碑毁声名狼藉之例，那便丢了面子、脏了形象、臭了名声。

到那时，那些曾经的主政者如果活着，又会是怎样面对，会是一种怎样的人生体验？

当然，另一种政绩就如周忱治芙蓉圩的水患。

之前早有李冰父子筑都江堰，还有苏东坡疏浚西湖和收养弃儿数十人、呼吁制止杀婴风。

新中国建立至今，从中央到地方，为人民竭尽才智鞠躬尽瘁的干部不计其数……无论古今，这些从政者，总是力排私念私欲，谋事唯民生是为，压根儿没有要给自己创什么政绩的动机，只想做点善事为百姓造点福。

这种作为，往往还要有违上司意志，受许多委屈。

苏轼处处为民造福却屡遭贬谪。

周忱“每行村落，屏去驺从，与农夫饷妇相对，从容问所疾苦，为之商略处置”

，不坐轿子，不摆排场，“见者不知其为巡抚也”

，是标准的公仆形象，却因革除粮税积弊得罪地方豪绅几遭造恶状受弹劾。

他们都无一己功利私念，绝非怀半点为自己树碑立传之心，终究被一代又一代人民装在心里。

民心作证，周忱最终获得朝廷“*”

，“文襄公祠”

不是皇帝敕造，也不是哪级政府下令嘉奖的产物，而是百姓感于他恩德自发建造的。

文襄公祠香火延续了四百余年，《明史》上为他立了传，永世纪念他。

当时诬陷他的那些人，如户部郭资、给中事李素、豪绅尹崇礼、彭守学等，恶行也都实记在《明史》周忱传里，恶人倒也“青史留名”

了。

京剧表演艺术大师荀慧生把艺术风格、流派形成的规律概括为：故为之，则无为；不为之，则有为。

政绩，树碑立传与之同理。

真正的碑，是人民的口碑、心碑，自己竖碑立不牢，人民、历史给树给立，才能长久甚至永恒。

愿“执政为民”

真正深入干部之心，那些心系人民的干部中能涌现一批又一批比周忱还要优秀的公仆。

也愿民心能为他们树碑立传世代传颂。

本文原是我对当政者的一种希望，一种提醒。

我也知道，讲的这些道理再对再正确，力量也微乎其微！

光靠讲道理使当政者自觉做苏轼、周忱，自然也会有，但比例不会大，只是一种“典型”

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