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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一九六一年，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一九六三）出版前、女权主义运动尚未开展时，苏珊·桑塔格志存高远，充满自信，真是个独特的人物。

她是在一个“角色模型”

（role　model）这个说法尚未流行开来的时代长大成人的。

但是，她的姿态表明，她是一个在历史中寻求自己位置的女性。

她有一种命运感。

斯特劳斯是与一种文化力量而非仅仅是与一个作为个体的作家签约。

当然，他没有一下子意识到桑塔格的全部魅力，但是，他一开始就小心翼翼地呵护她从事创作，表明他确信她的前途一片光明。

罗伯特·吉劳在桑塔格的生涯中只能扮演一个次要的角色，因为他爱的首先是文学，而非一个作家成为文学界的一个象征以及引人注目的人物的过程。

但尽管斯特劳斯有意培养出优秀的作家去写出优秀的作品，他也希望在纽约文学界发挥更大的作用，希望在公众趣味形成的方式上施以影响。

桑塔格早期的文章均涉及趣味，涉及她热衷于作为形式、作为体验本身的艺术之缘由；她似乎就如同她所赞美的艺术作品那样独立而自成一体。

成名（1）

（一九六二　——　一九六三）

罗杰·斯特劳斯确切是什么时候见的桑塔格，这不清楚，不过，到一九六二年四月底，他已经在对她说，对当时名为《人在缩小：希波赖特之梦》的前八十页，他十分看好。

他计划把这部“了不起的独创”

作品拿给伦敦的出版商弗雷德·沃伯格看。

她成为他举办的一次次晚会上的展品。

美国著名评论家爱德蒙·威尔逊第一次见到她是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日在斯特劳斯组织的一次活动中。

他可能是没有注意到她的名字，要不可能是懒得去记，因为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个漂亮的加利福尼亚姑娘，她是罗杰旗下的一名新秀作家。”

对桑塔格，威尔逊向来都不热情。

一九六八年，桑塔格早就立名于文坛了。

这时候，威尔逊在日记里说：“我与苏珊·桑塔格从来就聊得不多。

我对她没什么印象，罗杰肯定要怪我了。”

威尔逊曾是玛丽·麦卡锡的丈夫，他可能认为桑塔格是个争强好胜的暴发户；他当然不喜欢她那种批评文字，认为它们全是牵强附会、自命不凡、玄而又玄的货色。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斯特劳斯在设计桑塔格的生涯，确保她的作品（比如长篇小说）总能出版，即便是桑塔格最无足轻重的作品也译成外语，在国外发行。

真是事无巨细。

这样全包全揽的关照，在与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的雇员和作者做访谈的时候，都会听得到；从现存于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该社档案里也能看到。

当然，在某些方面，桑塔格的待遇与其他新出道的作家没什么两样。

她出版《恩主》拿到的预支稿酬是五百美元，这笔小钱不比该社与别的作家签订的条款中的钱多。

但是，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在新作家当中，极少有人能够指望哪个出版商同时也做他们的经纪人，给杂志推荐其作品、短篇小说，以及几乎是任何出自其笔下的文字。

罗杰·斯特劳斯这样来经营她的创作生涯免不了让人有闲言碎语，说出版商与其作者之间关系暧昧。

阿尔弗雷德·切斯特以其一贯的坦率，对保罗·鲍尔斯放出话来：“苏珊很快就要大红大紫，因为她的出版商罗杰·斯特劳斯对她着了魔（对女同性恋他非常狂热），一心想把她那乏味不堪的小说打造成什么杰作。”

机敏的斯特劳斯既有好莱坞制片人的强健，又有公子哥的处事本领，真是桑塔格的绝配。

他不是作家，但很有鉴赏力；他好吹嘘自己发现的作家，并予以标榜。

桑塔格拿着一本表现法国世故和欧洲文化的小说向斯特劳斯走来，当然会吸引住他；须知，他素来擅长以低价征集到欧洲作家的书稿，然后，为他们在美国赢得数量不大却很忠实的读者，因此，他出版的文学书目给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即使能够为出版社赚点钱，桑塔格的第一批书也不会有多少赚头，可这真的没有关系。

她是个长期投资项目。

作为回报，桑塔格成了斯特劳斯独家买断的忠实作者，她再也没有把书稿给别的出版商。

他们是否发生过性关系已经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