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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3页）

在公共事务上面，种种关于“本质”

和“深度”

的空洞玄说不只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有时还会塑造出更难疏解的偶像与幻觉。

比如说“中国文化的本质”

，这是我最怕看到的字眼；如果现实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中国文化的错，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更不消提这里头可能还有循环论证和过度简化等种种谬论）。

当然，我也明白“常识是一种文化体系”

（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reertz＇语）；虽然同在一国，虽然同是华人社会，一个香港人心中的常识未必是其他人所能认同的。

身为港人，我似乎背负了沉重的原罪，不时遇到读者批摘我“不懂国情”

，进而归罪于“殖民地子民那挥之不去的洋奴意识”

。

因此，我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人类学家，透过文档爬梳与现实生活等田野调查的方法，力图能用“本地人”

的眼光去看周边景物，用“本地人”

的思维去考虑眼前的问题。

目的不是丢弃自己的港台背景，好彻底变成一个内地人；而是为了接下来的跳出。

进入，然后跳出，于是就会产生批判的距离。

理想的话，这种反复出入的程序可以使我同时看到内地人自己不一定意识得到的内地常识，与香港人自己所不知的港人常识，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时评与杂文其实都是一种诠释的工夫，目的是把一连串看似浅白自然、不得不如此的“常识”

一一揭出，逐个指认。

或许，我们接着就会发现自己不一定有自己想象得那么“爱国”

，而平常以为的“左派”

也不尽然是左的……

近年来，我在两地发表评论，恰好给了自己一个时刻反思的机会，交互省视内地与香港的诸种现象，渐渐地，本来最具公共性格的时评写作竟然成了解自我的笔记，借此我得以认识自身的条件与束缚、身份的认同及移置。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切实体会到一个香港评论人的最大原罪其实不是什么“洋奴心态”

，而是相对优渥的空间。

比起许多同行同道，我的环境比较宽松，我的信息来源比较多元，我冒的险比较小，我怕的事也比较少；这是我最大最大的愧疚，也是推动我写这些东西的最大力量。

不管他们是什么立场，更不管他们是什么派别，这本书献给中国所有的时评作者，能与你们共赴国运是我的荣幸。

天DD天00网　　　每天进步一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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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　作

“宣传”

的名与实

德籍犹裔维克多·克伦贝勒（Victor　Klemperer）在《第三帝国的语言》里提出了一个相当经典的问题：“什么是希特勒最有力的宣传工具？是他和戈培尔的个别演讲吗？”

与当时大部分人的想法不同，早在该书出版的1947年之前，克伦贝勒就极度清醒地发现了纳粹的秘密：“不，最有力的影响不是来自个别的讲辞或文章、宣传单张、海报与旗帜；这种影响力不是透过那些必得清醒地、有意识地吸收的东西而达致。”

“相反地，纳粹主义之所以能渗进人民的血肉，靠的是一些单词、词组和语句的结构，靠着广泛、机械而又不自觉地重复使用它们达到百万次以上。”

其实克伦贝勒的发现不只适用于纳粹德国，而且还是古今中外所有国家一切社会的通性。

政治语言的力量何其强大；当它不再只是官方成套使用的术语，还是每一个人虽然都觉得它是陈腔滥调，却又毫不在意地以之沟通的时候，它的效果就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了。

克伦贝勒增补了席勒美学的名言“被教化的语言能为你写作和思考”

，他进一步指出：“语言不只是简单地为我写作和思考，它还逐渐宰制了我的感觉，我整个人的精神存在，使我毫无置疑毫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弃给它。”

例如“宣传”

，它本来是中性的，只不过在我们的语用习惯里，“宣传”

多半和好事拉上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