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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2页）

有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这些产业根本不可以市场化，应当由国家来垄断经营。

另一种观点则为此欢呼不已，《中国企业家》杂志在一篇评论中不无激越地写道：当人们看到，民营企业的升级和中国的新型工业化正在适时对接，民营“企业家精神”

和民营资本一并注入中国的重工业中的同时，人们不再怀疑：

耕耘在重工业领域的民营企业在未来数年内将刷新中国民营企业的最强阵营；这轮以市场化力量为主要发动机的新工业运动将托生出中国第一批不是官员出身、不被政府任免、只以市场论功过的重工业巨头。

第二个与此颇有关系的争论是，中国到底是否应该走重型化的道路？这场争论的主角，是国内两位元老级的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和吴敬琏教授。

厉教授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经历了轻工业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的“二次重工化”

开始显露端倪。

这里面既有“由轻到重”

的客观规律起作用，又体现了产业发展本身对设备更新改造的巨大需求。

因此，从政府到企业，都应该在战略布局和技术创新等方面顺应这一趋势。

吴敬琏则对厉以宁的“重型化阶段在中国不可逾越”

论提出异议。

他认为，经济结构在向重型化工业方面转化，其调整的主力其实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政府。

原因有两个：其一，政府作为调整主体，财政收入、政绩考核决定政府必然要搞产值大、税收高的重化工业；其二，政府也有能力发展重型工业，因为它拥有土地和贷款权这两个最大的资源。

吴教授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应该发挥市场的力量，现在政府在那里纷纷投资、纷纷参与是不对的，而且，现阶段中国在工业化的道路上不应选择重型化，而要依靠第三产业和小企业的发展。

厉以宁与吴敬琏观点的对立，事涉中国经济的成长路径，也对日后评判铁本事件有宏观上的参照意义。

当戴国芳在常州的长江边为他的钢铁梦想激动不已的时候，中国经济界和传媒界正展开着这两场与他干系很大的讨论。

可惜他无暇关注到这些艰涩的“书生争论”

。

他平日很少读书看报，一位相熟的北京专家曾把《中国企业家》上的那篇文章带给他看。

专家最后说：“如果你的项目做成，你就肯定是中国首富了。”

正在工地上忙碌的戴国芳憨憨地笑了。

他没有听出“如果”

那两个字里隐藏着的万千玄机。

戴国芳的一句“赶超宝钢”

，在一些人听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钢铁，对于一个现代国家而言，曾经意味着一切。

自工业革命以来，一个国家的钢铁生产能力几乎是国力强盛的象征物。

冷战期间，美苏对抗在相当长时间里其实是一场关于钢铁的竞赛，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提出了“钢铁就是一切”

的口号，而美国在钢铁工业上的投入也不遗余力，很多年里它一直是全球第一钢铁大国。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对钢铁也情有独钟。

在综观天下大势后，他总是以钢铁为最重要的指标，并尊之为“钢铁元帅”

。

正是基于如此浓烈的钢铁情结，毛泽东提出了“以钢为纲”

的国家战略。

1959年，他提出“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

这里主要是钢。”

在这一赶超目标下，他发动了“大跃进”

，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