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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与我（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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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三年，我从一个朋友手中得到一本诗集，如果是一本铅印的书，可能不会引起我的兴趣，作家、诗人在我的心目中神圣得高不可攀，会因为离我太遥远反而被忽略。

但那恰恰是一个手抄本，用的是当年文具店里仅有的那种六角钱一本的硬面横格本，字迹清秀，干净得没有一处涂改的痕迹。

仅猜测那笔迹是出自男性还是女性之手，就足以使我好奇得一口气把它看完。

记得其中第一首诗的标题是《金色的小号》，另一首六行诗《微笑·雪花·星星》我一下子就背了下来。

那时，我虽已是小学教师，文化水平其实也只是小学程度，对诗的认识也停留在“文革”

前在文化宫朗诵班表演的贺敬之《雷锋之歌》《三门峡—梳妆台》的水平上，手抄本中那些全新的诗句不可能不感染一个孤陋寡闻的十八岁的女孩儿。

因为这本诗集，我认识了它的持有者赵一凡。

一凡与众多所谓地下文坛的青年来往，热衷于搜集民间诗文，从他那里我读到了许多手抄的诗和小说。

他还以传抄传看禁书为己任，我看的《带星星的火车票》《麦田里的守望者》《新阶级》等书都来自一凡。

他的家是个怪杰荟萃的大本营，像徐浩渊、王好立、章立凡等当年的活跃人物都曾在那里留下足迹。

我在一篇题为《无题往事》的散文中这样表述一凡对我的影响：“我把他当做我的上帝，我相信他的每一句话，并不在乎他把我带到哪里，事实是，他带我到哪儿我都会万死不辞。”

一九七五年一月，我和一凡同时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入狱，两年的监狱生活使我情绪极为消沉，为此一凡介绍我认识了一些朋友，其中一个就是赵振开。

现在人们都叫他北岛，而我至今仍然习惯叫他振开，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我是一个极为守旧或者说惰性极强的人。

直到那时，我才知道，振开就是我四年以前读到的手抄本诗集的作者。

与此同时我也开始写诗，写完了拿给振开看，因为没能得到鼓励而终于放弃。

我和一凡患难与共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一九八八年一凡去世。

一凡去世时我刚刚生下儿子，虽然为自己没能在他重病期间更多地照料他而内疚，但对于失去他还没有特别的感受。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自己生活中一些重大的变故，一凡之于我的意义凸现出来，并且被逐渐放大。

有许多次，夏日的雨后，秋日的黄昏，冬日的夜晚，我独自一人翻捡着留下来的书信和日记，一次又一次对自己确认他已不在人世的现实。

那不是让人流泪的痛苦，那是比流泪更加深刻的痛苦。

在同一篇散文中，我写道：“我愿意他活着，为我而活着，为世上有一个真正理解我、呵护我、容忍我的人而活着，尽管我很清楚世上没有谁能仅仅为谁而活或者为谁而死。”

我已经不再是一个需要精神导师的女孩子，我有爱人，有知己，有忙不完的家务和工作，即使他活着，我们之间的友谊也会被琐碎的生活所淹没。

但是，一凡是无法取代的—人生舞台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无法取代的。

一凡的死以及六年之后我丈夫的死，使我体悟到，人与人，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很难单单用情感的、精神的或者事业的来界定，它更像是一个场，其引力和魅力是无法悉数的。

除了这种极为个人化的感受，不能忽略的还有：一凡的行为对于文化的传承、一凡的人格对于精神的建构所具有的象征意义。

是的，它仅仅是一个象征，因为中国像一凡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