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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与我（第2页）

我不知道，是过多的灾难泯灭了人性的光辉，还是人性的黯淡导致了众多灾难产生，如同我不知道，灾难是上帝对我们民族的惩罚，还是褒奖。

应该感到幸运的是，《今天》有了一凡。

他提供了很多诗人自己都没有保存的旧作，做了许多别人不愿意做的琐碎之事。

很难说清，是《今天》凝聚了不止一个像一凡这样有人格魅力的人，还是这些具有魅力的人成就了《今天》。

一九七八年底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到朝阳门前拐棒胡同去看望一凡。

那时我在大学中文系读一年级，一周一次去一凡家就像是家庭作业，几乎从没落过。

一凡家的胡同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它可以被看成是中国的“皇家出版社”

，建国以来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几乎被它垄断。

似乎是一种机缘，在一年中天黑得最早、也是北京最冷的日子里，我在出版社门口看到几个正在张贴油印宣传品的青年，其中一个就是赵振开。

天色昏暗，看不清刊物的内容，但自办刊物这种形式本身就足以使我兴奋和激动。

2

此前一年的八月，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文化大革命”

结束，同年十一月，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发表，标志着文艺界开始自我解冻。

一年之后，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引起轰动，连同稍后出现的话剧《于无声处》、小说《神圣的使命》，被视为接踵而至的伤痕文学的发端。

然而，这些都不过是政治框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涟漪。

与此同时，保守与改革的争斗引发了关于“两个凡是”

的讨论，北京出现了西单墙，一批民刊应运而生。

《今天》在创刊号的“致读者”

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的色彩，每一滴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

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北岛在这篇发刊词中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

显然，《今天》所追求的是自由的人文精神，但由于当时中国独特的政治背景，它无可选择地只能和政治性极强的大字报、民刊贴在同一面墙壁上，便给了人殊途同归的感觉。

它的作者们自我标榜从事纯文学创作，但这种所谓“纯文学”

也只是相对于意识形态化文学而言。

虽然《今天》的发起人在创意时曾经达成保持纯文学立场的共识，但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由于振开和芒克的某些做法，被其他成员视为违背了不参政的初衷，导致最初七位编委中有五人退出，仅留下了他们俩。

我相信，退出的绝不是因为胆怯，也许他们的本意是想在文化的沙漠中建起一座象牙塔，而不是在政治的泥潭中种一株荷花，殊不知这不过是一种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