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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ㄆ绽迹≧obert　Kaplan）和约翰·斯坦布鲁纳（John　Steinbruner）这样的评论家也认为，如果边缘区的安全问题不能得到控制，就会破坏世界秩序，使全球发展失去可预见性，而秩序和可预见性是繁荣与和平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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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政府原则上是坚决支持国际组织和国际伙伴关系的，但是它往往嘲笑唯一一个可以对失败国家采取负责任行动的国际权威组织：联合国。

克林顿政府把在索马里的失败归咎于联合国，这就增强了美国国会对联合国的不满情绪。

索马里行动失败之后，美国立即要求联合国在卢旺达面临种族灭绝的时刻撤出在卢旺达的维和部队。

在伊拉克问题上，克林顿政府最初的政策是与联合国特别委员会（United　Nations　Special　mission）合作，但正如一个外交官兼分析人士所说的那样，后来却蜕变成为“萌动的单边主义”

——克林顿政府自诩有权决定如何实施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1998年，也是克林顿政府宣布，美国在伊拉克的目标是政权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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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未能加强联合国，未能解决边缘区安全问题——比如贫穷、羸弱国家、内战、地区动荡等，这就使得世界在过去15年里成为一个更加危险的地方。

这些安全问题在2001年9月11日迸发。

在这一天，盘踞在世界上最贫穷、最具暴力冲突地区的恐怖主义分子对美国领土实行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打击。

“9·11”

恐怖主义袭击改变了美国观察自身安全威胁的视角。

布什政府开始意识到，失败国家和国际体系中的治理空白地区是跨国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根源。

但是，虽然“9·11”

改变了布什政府对安全威胁的看法，却也大大加强了这届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倾向。

人们很容易忘记，“9·11”

之后，国际上纷纷表达对美国的同情、关心和友谊，国际援助也纷至沓来。

美国与中国、印度、欧洲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领域具有共同利益，这表明大国之间的广泛合作是可能的。

美国的政策和领导能力本来是可以实现国家秩序变革的。

但是，美国再次错失良机。

2001年秋天，美国不许北约盟友参与阿富汗的行动，而在2002年就意识到美国需要盟友的帮助。

布什政府没有集中精力打击基地组织和阿富汗支持基地组织的塔利班集团，而是宣布开展全球性的反恐战争，扬言要打一场没有地域限制、没有最终目标的战争。

这样做既疏远了盟友，也排斥了*世界以及其他地区的潜在合作国家。

布什政府刚愎自用地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破坏了国际合作。

8美国出现了以预防性战争为内涵的新的安全观，认为流氓国家是恐怖主义的原因，将强行实施的政权更迭作为对付流氓国家的首选方式。

这样一来，美国就自诩为国际体系的警察和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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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的最后良机（4）

全球反恐战争使美国丧失了一大资源，这就是美国保护并促进*和法治的声誉。

关塔那摩、阿布格莱布、酷刑和强行引渡等行为使美国在*问题上信誉扫地，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是这样，在穆斯林国家尤其如此。

如同冷战结束一样，“9·11”

也为我们提供了机遇，本来可能会引发有意义的国际变革。

领袖们本来可以重振国际合作，并使之延伸到21世纪。

克林顿总统曾努力加强国际秩序，但是他没有宏观思路和战略去实现这一目标；布什总统则不一样，他根本没有做过这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