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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3页）

传统主权原则又使得国际社会无法援助在饥荒和战争中挣扎的民众。

弗朗西斯·邓的著作集中讨论了非洲后殖民国家的法理主权和这些国家实际主权之间的落差。

法理主权指外部世界的承认；实际主权指合法控制使用暴力、为发展而动用和使用资源的能力、保护国民安全、促进国民作为人的尊严等。

根据弗朗西斯·邓的描述，非洲有太多的国家，用法理主权做挡箭牌，掩盖它们不具有实际主权的事实。

结果就是内战，内战跨越边界，导致地区的不稳定。

总之，国家之内的灾难变成跨国灾难。

弗朗西斯·邓认为，当一个国家明显的无力保证国民的基本生存需求，强大的、有能力的国家就义务保护受伤害的民众。

弗朗西斯·邓的著作在两个方面有着重大突破。

第一，它改变了人们对主权的思维定势，改变了人们对非洲国家义务的期望。

直到1990年，有一位名叫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的学者才提出，国际社会对准国家（这是他对当时几十个具有法理主权、但却没有实际能力的国家的称呼）的处理方式很难改变，原因是存在一个强有力的禁忌，“在悄无声息之间，使几乎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机构和代表都实施自我约束，加之外交官历来不愿意公开批评其他国家的国内事务，这种禁忌也就给这种传统加入了决定性的规范意义”

。

12弗朗西斯·邓的著作打破了这个禁忌。

奥卢塞贡·奥巴桑乔（Olusegun　Obasanjo）、萨利姆·萨利姆（Salim　Salim）等著名非洲政治家在20世纪90年代接过了负责任主权的理念，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赫尔辛基进程的启发下，召开了非洲安全、稳定和发展合作大会（Conference　on　Security；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这次会议提出的思路和理念为2002年通过具有前瞻性的非洲联盟及其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宪章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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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弗朗西斯·邓的著作帮助重新定义了主权，这跟当时基于绝对不干涉国家内部事务的理解是不同的。

他强调其他国家在保护失败国家国民方面负有责任，这一观点在2001年由加雷思·埃文斯（Gareth　Evans）和马哈穆德·萨努恩（Mahmoud　Sahnoun）领导的国际小组再次提出。

国际小组发明了“保护责任”

的原则。

这个原则的含义是：国家负有保护国民免受种族灭绝、种族清洗、大规模屠杀等责任，但是，当国家不能或是不愿这样做的时候，国际社会有责任进行干预。

2004年，由知名人士组成的威胁、挑战和变革名人小组支持了这一理念。

2005年，联合国里的非洲集团，在卢旺达和南非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的斗争，赢得了联合国大会对这一原则的认可。

主权的最后良机（6）

“保护责任”

的理念得到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一致认可。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最清晰的信号，表示对主权的理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一变化发生的时间是如此之短。

就在1999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Kofi　Annan）在联合国大会讲话，谈到需要接受人道主义干预，以便应对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问题。

当时，77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中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此提出严厉批评。

仅在六年之后，联合国大会就接受了主权不是绝对的这一理念，认为国家具有积极的义务，既要保护自己的国民，也需要对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予以应对。

联合国的转变态度使其与世界不同地区出现的对主权的理解更加接近。

地区对主权意义的解读体现在诸如非洲联盟、美洲国家组织、欧盟等地区组织的宪章条款之中。

这一转变也使得联合国大会对主权的理解更接近于联合国自冷战以来的实践活动。

冷战时期，联合国和地区组织很少干预或调解国家内部的暴力行为。

失败国家坚持认为，旨在控制这些国家内部暴力的外交行动，将国家和反叛集团等量齐观，这就侵犯了它们的主权，无视它们的合法地位。

现在，如果内战爆发，外部力量旨在终止暴力的调解行动已经是很正常、也是人们期待的

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