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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融危机和信贷紧缩的情况下，尤其要推动实现上述目标。

我们既要制定相关政策，又要利用金融工具，降低跨期风险，以长线回报来抵消不利于私人投资的因素。

一轨投资，二轨控制，这二者是相互关联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政策措施对碳定价。

如早前所述，价格是一个激励因素，会对技术投资和抑制排放产生影响。

我们建议把两个轨道分离开来，只不过是因为达成减排协议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在目前的价格机制下，很多技术已经具备了商业化的条件。

一轨达成的协议会给各国创造多种投资渠道，承担技术融资的义务，如全球环境基金、世界银行、国际金融机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清洁发展机制，以及各地区发展银行。

尽管各国都要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公共开支进行融资，尤其是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但是对公共部门的投资和融资仍然不足以满足需求。

联合国及其伙伴关系多边组织必须对私人资本广开融资渠道。

一轨要具有灵活性，掌握一些资源，以满足世界上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面临的不同投资需求：下游投资用于实施和配置现有能效技术，上游投资用于技术创新和新技术的市场化。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大多数投资都应由私人资本融资。

或明或暗的碳定价是一种办法，很多欧洲国家的技术市场不断壮大，就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在高收入国家中，还需要采取更好的政策和风险规避机制，为现有能效技术创造更强大的市场。

如果工业国家重组其清洁技术（如太阳能）的国内市场，就能刺激对可再生能源和能效技术的竞争性投资，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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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侧重点不同：它们要以最快的速度吸引技术投资以提高能效，应对环境和能源安全的双重关切，还要保持快速增长。

这些国家可以吸引私人资本配置清洁技术，但却几乎没有激励机制，因为它们要为了解决一个并非自己造成的问题去负担普通技术和高能效技术之间的成本差。

新兴经济体近年来的排放是气候变化最快的推动器，但是这些国家的政府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工业化世界的市场失灵，它们的增长就不会成为问题，这种看法是正当的。

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有两个关键问题：获得技术，并采取措施在全球范围分担商业风险，这样才能降低它们的资本成本。

如果一轨不能满足这些需求，新兴经济体就不会对带有约束性减排目标的国际协议承担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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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气候变化（14）

发展中国家获得私人资本的渠道往往是有限的，但是却都需要巨额的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

国际能源机构预计，到2050年，即便新增全球能源投资450万亿美元，即年均新增投资1850亿美元，还是会有大约14亿人用不上电。

55如果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减贫目标，那么对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将会更大。

56发展中国家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争取对公共产品的投资，如建设或维护碳的生物沉降池，比如森林。

尽管贫困国家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源和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是最少最弱的，但是很多贫困国家却会最先遭受干旱、洪水和减产的打击，或是遭受最严重的打击。

这些国家需要公共融资，尤其是通过世界银行和各地区发展银行的融资，以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雨林保护和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建设等。

全球气候变化协议不可能将各种类型的投资机制都包括在内。

然而，通过《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该协议能创造一种方式，使各国履行义务提供基金。

它还能指定分配基金的工具、审查各国履行义务的情况、加强基金使用情况报告制度，并保持透明度，使各国和各非政府组织能对基金投入的优先项和投入工具进行评价。

以上述原则表述为基础，下文列出了应在一轨框架下重点建设的具体基金机制和优先项目。

筹集资本：全球环境基金应当成为针对气候变化筹集国际捐款的最主要国际机制，它应该建立各种渠道，将捐款输送到联合国机构、世界银行、各地区发展银行、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全球环境基金的职责是评估需求、筹集资本、建立行为标准、确立投资优先项、配置基金，以及汇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