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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4页）

价格长期稳定，而不是短期波动，能为投资人建立信心，从而革新技术、改变消费模式。

任何价格机制都要有短期安全阀或者价格控制机制，以便对极端经济紧缩进行补偿，就好像是需要有一定的灵活度来调整短期利率一样。

应该在投资影响最大的地方采取投资激励措施。

例如，因为欧洲和日本已经在能效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所以累积性投资在这些经济体中所能产生的作用不如在中国和印度产生的作用大。

如果排放目标抑制增长，那么可以通过时间增量逐渐实现“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这样既能保持共同的全球政策框架，又能在遵守规则的时限上允许灵活。

尽管排放控制轨道应该被整合到一个综合性的条约中，但是我们也敦促在最终结果上保持必要的灵活，允许各国制定非正式安排。

由于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存在条约的国内批准程序问题（美国是参议院23多数通过），所以条约可能还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以通过批准程序的政治考验，然而调整后条约有可能就会丧失其核心目标。

国家之间的安排不需要通过批准，64但是也会在国家之间建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关系。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和“二战”

后成立的关贸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and　Tariffs）的经验说明，国际框架的替代安排是有价值的。

65各国可以就共同目标达成一致，并在本国制定执行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法规去实现这些目标。

在美国采取这样的办法只需要参众两院的简单多数通过，不需要参议院的23多数通过。

抑制气候变化（17）

核查和执行

事实上，每一个立法机构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了保持国家竞争力、保住工作机会，我们怎样惩罚那些没有采取相似的气候政策的国家？这个问题的前提假设是：如果在某些地方实施比较严厉的环境标准，将会降低该地的竞争力，使公司企业迁移到中国和印度，导致碳“泄漏”

到环境责任意识相对淡薄的国家。

出于对竞争力和碳泄漏的顾虑，已经有人提出了跨境征税的建议，即如果从那些没有实施相似环境政策的国家进口的产品中含有碳，那么就要对其征税。

美国的征税目标是中国，法国的目标原本是美国。

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应该避免。

美国的排放大都出现在交通和住房领域，这些部门是无法交易

的。

66一般而言，在大多数制造业中，能源在总投入成本中只占到很小的一部分，因此，抬高碳的价格对总体生产成本影响不大。

67至于美国进口的那些具有较高的能源和碳含量的产品，如钢铁、铝、水泥、纸和化学制品，只有不到3％来自中国。

68基于上述原因，美国通过碳定价削减的排放只有不到10％会被外国排放增长所抵消，即便如此，大多数模型表明，跨境征税只能将那10％减少个百分点。

69跨境征税不仅效力甚微，而且还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则。

印度和中国会提出，按总排放计算，美国对气候变化负有更大的责任。

《京都议定书》的签署方有可能利用上述措施来对付没有批准该议定书的

美国。

那么答案应该是什么？我们在第三章中提出了建议，即要针对守约方式进行谈判。

如果任何一个国家单方面实施了惩罚，就会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