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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3页）

该基金会已聘请了成千上万名武器专家和研究机构，为他们提供商业机会。

建立国际研究伙伴网络：可以在各国的国家实验室、大学的研究实验室、其他专业研究中心和私营部门的创新和投资中心之间建立一个网络。

这个网络可以发布技术创新的最新进展，将同一个领域的科学家联系起来。

网络中的研究伙伴可以寻求技术基金的资助，也可以在范围更大的投机资本社团中寻求资助。

二轨：排放控制

如果主要排放国都不加入气候变化国际框架，那么气候变化问题就无法解决。

《京都议定书》之所以不能有效抑制排放增长，是因为美国、中国和印度都没有参与。

迄今，美国向大气中排放的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量是所有国家中最大的（至2006年估计已排放3200亿吨二氧化碳）。

62到2030年，中国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预计将占世界总量的26％，与煤炭相关的排放将占世界总量的48％。

如果在未来25年里，中国和印度实现预期的经济和工业增长，那么这两国的碳排放增长加起来将占到全球增长的60％左右。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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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气候变化（16）

控制排放的第二轨道创建了一个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主要排放国——16国集团气候小组——要制定一项减排战略，并将它们之间的谈判与成员范围更大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程联系起来。

我们已经指出，新的国际框架应限制全球气温上升并削减排放，这也是对气候变化委员会所作出的科学研究结论的反应。

二轨应该建立指导方针，以《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核心原则——“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原则——为基础实现上述目标。

二轨应该以排放表现为基础，强调结果而不是规定政策。

作为一个核心原则，它必须认识到，一定要以定价的方式来反映因温室气体排放产生的洪灾、疾病、物资匮乏和冲突等代价。

各国可以选择自己的行动方式，或者是将税收和限制交易体系挂钩，或者采取提高能效和节能的政策措施。

各国要有一定的灵活度，采取符合政治现实的政策，但是综合政策结果必须以科学目标来衡量。

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征收碳排放税是难以推行的。

限额交易体系很难在国家层面建立起来，在全球或地区层面就要容易得多。

全球碳市场将会面临重大风险，比如，美国或者中国等排放大国有可能会从市场撤出并导致市场崩溃。

在各国之间可以进行国家限额交易体系的跨国协调，但是各国的定价机制必须具有可比性。

以法规的方式确定控制能效和利用可再生能源的目标，也许能产生短期效应，但可能不足以刺激对新技术的投资。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有些复杂问题会导致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无法达成协议，但目前这些问题为数很少。

相反，哥本哈根会议能出台一个过渡性的框架，以维持进程，到2010年达成一揽子协议。

该框架可以包括以下内容：

支持气候变化委员会制定的目标：到2050年，地球气温与前工业时期相比，上升不应超过℃。

二氧化碳当量年排放必须在2015年达到峰值，在2050年前减少50％—85％。

要求各国立法限制2015年的年排放：这样一种责任规定即便不具备国际约束力，也可以对市场发出信号，使之改变投资方式，并有可能推动向高能效技术的转型。

在综合协议中建立碳定价“最佳模式”

：综合协议中的最佳模式应建立几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