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文67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研究创作与翻译并举（第1页）

这完全是对我自己的总结，因为这样干的人极少。

我这样做，完全是环境造成的。

研究学问是我毕生兴趣之所在，我的几乎是全部的精力也都用在了这上面。

但是，在济南高中读书时期，我受到了胡也频先生和董秋芳（冬芬）先生的影响和鼓励；到了清华大学以后，又受到了叶公超先生、沈从文先生和郑振铎先生的奖励，就写起文章来。

我写过一两首诗，现在全已逸失。

我不愿意写小说，因为我厌恶虚构的东西。

因此，我只写散文，六十多年来没有断过。

人都是爱虚荣的，我更不能例外。

我写的散文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上述诸先生的垂青，后来又逐渐得到了广大读者的鼓励。

我写散文不间断的原因，说穿了，就在这里。

有时候，搞那些枯燥死板的学术研究疲倦了，换一张桌子，写点散文，换一换脑筋。

就像是磨刀一样，刀磨过之后，重又锋利起来，回头再搞学术研究，重新抖擞，如虎添翼，奇思妙想，纷至沓来，亦人生一乐也。

我自知欠一把火，虽然先后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理事、顾问，却从来不敢以作家自居。

在我眼中，作家是“神圣”

的名称，是我崇拜的对象，我哪里敢鱼目混珠呢？

至于搞翻译工作，那完全是出于无奈。

我于１９４６年从德国回国以后，我在德国已经开了一个好头的研究工作，由于国内资料完全缺乏，被迫改弦更张。

当时内心极度痛苦。

除了搞行政工作外，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我必须找点工作干，我指的是写作工作。

写散文，我没有那么多真情实感要抒发。

我主张散文是不能虚构的，不能讲假话的；硬往外挤，卖弄一些花里胡哨的辞藻，我自谓不是办不到，而是耻于那样做。

想来想去，眼前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搞翻译。

我从德国的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说译起，一直扩大到梵文和巴利文文学作品。

最长最重要的一部翻译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

这一部翻译的产生是在我一生最倒霉、精神最痛苦的时候。

当时“文化大革命”

还没有结束，我虽然已经被放回家中；北大的“黑帮大院”

已经解散，每一个“罪犯”

都回到自己的单位，群众专政，监督劳改；但是我头上那一摞莫须有的帽子，似有似无，似真似假，还沉甸甸地压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