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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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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教、色情文艺和娼妓的同步兴盛

（二）礼教、色情文艺和娼妓的同步兴盛

本书第四、六、七章将分别对礼教、色情文艺和娼妓作较为集中的考察论述，这里只先提到这些考察所得结论中一个令人惊奇之点——在中国历史上，礼教、色情文艺和娼妓三者有同步兴盛的现象。

礼教在中国古代渊源甚远，但在宋代之前，它基本上不被上层社会所重视，更未得到严格的遵守奉行，也谈不到深入人心；从宋代起它才被大力宣扬，至明、清而臻于极盛。

娼妓的渊源同样可以追溯到先秦，但也是在宋代大获发展，至明、清而极度繁荣（特别是私妓）。

色情文艺在中国的历史很可能相对要短得多（尽管在宋代之前也不乏端倪可寻），然而到明代后期却达到登峰造极之境。

此三者的同步兴盛现象，如果仅仅解释为时间上的巧合，显然无法令人感到满意。

对于礼教、色情文艺和娼妓，都已有过不少论述。

一个常见的理论模式是：将此三者一概归结为“封建社会腐朽没落”

的表现。

在孤立地谈论此三者中任何一者时，采用这一模式尤显得顺理成章（其实稍加深入思考就会发现也有很多困难）。

但是，只要将此三者联系起来，特别是考虑到它们的同步兴盛，上述模式立刻就面临巨大困难。

比如，礼教与后二者明显是对立的，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相容的，现在人们可以问道：如果礼教是“腐朽没落”

的表现，那么与之水火难容的色情文艺和娼妓业为什么不是清新向上的表现，却同样也是“腐朽没落”

的表现呢？而且，正如本书第六、七、八章中的例证所表明的，许多有义务以身作则、大力倡导礼教的人，也公开狎妓和欣赏色情文艺，这些现象又如何在理论上获得统一呢？……所有这类疑问，实质上都与《河间传》的故事有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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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压抑”

理论及其困难

（三）“性压抑”

理论及其困难

按照至今仍然非常流行的“性压抑”

理论，上面这些问题似乎都不难解释。

比如，河间妇人是由于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桎梏，有性压抑，出于反抗才一朝突变为荡妇的；又如，士大夫是由于礼教盛行，受到性压抑，才去写作和观赏色情文艺，才去狎妓的［1］，等等。

习惯于谈论性压抑之说的学者很多，这里仅稍举非常著名者一二例以说明之：

潘光旦曾注意到清代独逸窝退士《笑笑录》卷一有如下一条：

吴廉斋与弼，召至京，常以两手大指食指作圈曰：令太极常在眼前。

长安浮薄少年竞以芦菔投其中戏侮之，公亦不顾。

对此潘光旦评论说：

太极图是一个性的象征，并且是一个性交合的象征，有道学家的过分的抑制或禁欲的行为于先，斯不能没有“令太极常在眼前”

的举动于后，这却不失为一个情理上可有的事实。

［2］

这是典型的性压抑说及其运用。

中国妇女则被认为自古就受到远甚于男子的性压抑，这又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河间妇人。

在朱东润看来，《诗经》中许多篇章都是妇女性压抑（他称之为“幽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