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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2页）

美国内战前的20年间，棉花大约占美国出口总值的12。

南部经济的周期性变化正是棉花种植户对英国需求变化反应的结果。

英国经济的扩张逐渐抬高了原棉的价格，并最终刺激棉花种植户向西部新的肥沃的土地转移——开垦土地种植棉花。

伴随着西部扩张的还有社会一般资本的投入，例如一直伴随着西部扩张的铁路建设。

当这些投入完成后，棉花的市场投放量大大提高，价格下降，种植户的投入停止，直到英国的需求扩张赶上美国的生产力发展，棉花价格才会重新上升。

根据诺思的研究，这一周期性波动通过南部对棉花收入的支出而影响美国其他经济区域。

棉花种植户从东北部购买工业品，从西北部得到食品供给。

在南部周期性波动的扩张期，需求显著，并刺激了北部经济的增长。

在紧缩期，由于棉花种植户的收入下降，农民将劳动力从低价的棉花生产上转移到粮食种植上来养活他们的奴隶，不再需要从西北部购买很多食物，因此需求下降。

诺思的传导机理——尤其是西部和南部之间假定的某种联系，已经遭到了各种各样的猛烈抨击，尽管他的模型很符合数据，但他关于棉花需求对美国南部经济的影响的解释非常牵强。

库兹涅茨、阿布拉莫维茨、伊斯特林和托马斯主要关注欧洲劳动力和资本向美国的转移，因而他们的理论主要与19世纪20年代后半期以后的阶段相关。

托马斯的观点是：长期的波动是英国行为的结果。

在英国严重、持久的萧条时期，其劳动力和资本被诱导向国外转移，进而，英国的资本和劳动力投资导致了接受国的繁荣，其中以美国为首。

这样的繁荣经过长期酝酿后带来了对社会所有资本品的投资，这样，繁荣期延长了，持续了大约8～12年，而不是标准经济周期的～年。

库兹涅茨认为发展的动力来源于美国而非英国。

在一篇影响深远的论文中，伊斯特林建立并验证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用于描述国际移民的长期和周期性影响。

简单地说，他的观点是：起作用的长期力量是欧洲人口方面的压力，而这一压力正反映了欧洲现代化的扩散程度。

现代化刺激了人口的大量增长，加上现代化明显的时间滞后性，导致了一个过剩的欧洲劳动力市场，而这些则加剧了内部之间和向海外的移民潮。

然而长期波动的特定时机则依赖于美国的发展。

伊斯特林的论文为库兹涅茨假设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验证。

但是，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尚未停止，新论文将会继续出现，并将提出各种各样的关于长期波动的解释，有些观点则认为根本不存在有规律的长期波动这一现象。

库兹涅茨、阿布拉莫维茨和伊斯特林提出了一种理论，将国内和国际因素结合起来解释美国经济的长期波动，这种理论极具说服力。

尽管在一些细节的理解上有所分歧，但该理论说明了美国经济历次从严重萧条中的复苏（如1839—1843年的大萧条）都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的紧缺，都必须从国外引进劳动力来缓解这种压力，从而刺激相关的投资，尤其是对新工人的住房投资。

经济的繁荣同样需要对社会所有资本品的投资，例如铁路。

铁路对英国投资者来说是具有吸引力的。

这样，外资的进入至少暂时解决了美国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否则由于繁荣导致的进口的显著增长会使国际收支恶化。

经济扩张周期性的减慢会导致总量的调整，但这些调整相对较小，最终必须通过一次大的崩溃，经济出现严重持久的衰退，移民入美的人数减少。

国内国际因素造成的长期波动仅限于一战前的时期。

一战结束了几十年的大规模移民的历史。

然而根据伊斯特林的研究，依然存在影响国内经济长期波动的因素，它表现为生育高峰、生育低谷以及进一步的回波效应（见本套书第三卷第9章，伊斯特林）。

要素投入和生产力

在漫长的19世纪，生产要素供给膨胀常常表现为普遍的产出高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