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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1页）

义传统能互相适应吗？”

克罗利的书出现在辩论的相对后期，认为这一问题还没有被解决，因为大量的美国人还需要接受教育才能认识到现代制度实现了自由主义梦想的进步方面。

但是这也是要获取永久政治解决之道的征兆，这就是到1914年出现的斯克勒称为公司资本主义的威尔逊版本——接受国家管制但是不接受国家主导的公司资本主义。

这也是对巨型公司的普遍适应吗？毕竟是这些巨型公司生产了停在谷仓后的联合收割机以及厨房柜子里清一色的雪白的面粉。

在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出现的同一年，一个年轻人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回顾了1896年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斗争。

李普曼写道，“布赖恩真正防卫的是美国人旧有的简单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注定要被已经来到这个世界的巨大组织所摧毁的生活方式。

他认为他在和富豪统治作斗争：但事实是他与之作斗争的要远比此深刻；他在和更大规模的人类生活作斗争。”

克罗利和李普曼都认为美国人在他们的日常经历和他们对未来的期望中已经接受了“更大规模的人类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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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原因和想象的原因（1）

彼得·特明（PETER　TEMIN）

真实的原因和想象的原因

20世纪30年代席卷世界的大萧条是史无前例的经济事件。

在此之前没有哪一次经济萧条能有如此规模，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在此之后也没有出现过。

它代表了工业经济罕见的失败。

美国的经济活动从1929年中期到1933年初几个月持续衰退。

长达四年的衰退并不是平稳的，但经济产出的下降却是空前的并令人困惑。

工业产出下降了37％，价格下降了33％，实际GNP下降了30％，而名义GNP则下降了一半以上。

失业率上升到25％的最高峰，并在20世纪30年代其他的年份中一直保持在15％以上。

美国的许多经济资源被闲置了整整10年。

只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就业才增加了并足以吸引庞大的劳动力大军。

这一重大事件要么是经济内在重大不稳定的表现，要么是对经济的重大冲击后的反应。

传统的学者倾向于强调前者，而近来的研究则集中于后者。

一种较老的观点将美国的大萧条视做孤立事件。

近些年学者则更多地坚持从国际视角看待大萧条，他们认为即使不是从国际视野出发，那也需要从大西洋两岸的背景出发去看待美国的大萧条。

打乱世界经济发展的外部冲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更广泛地说，这个外部冲击是丘吉尔称之为“第二次三十年战争”

的持续的冲突。

这种冲击既影响了世界经济，又影响了政策制定的背景。

尽管美国作为出类拔萃的工业经济体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崛起，但它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

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经济政策决策的理论基础中。

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变化对美国经济产生了诸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