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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2页）

相联系起来时，这些范围广阔的目标就变成了人们的一种担心了，也就是担心北方城市的少数证券持有者将成为制造业计划中唯一的受益者。

汉密尔顿的报告中对政府奖励的建议，还引发了会为此而竞争的发明家和开拓者的争吵，报告的反对者甚至要设立一个普遍的保护性关税，而这会对国内的小商人和为数众多的产业工人产生影响。

南方地区的商人和以出口为主的农场主认为，汉密尔顿提议的消费税会不成比例地降低他们的大宗出口产品数量，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农民的忧虑情绪普遍高涨，并于1792年至1794年发动了威士忌酒业起义。

反对第一届联邦政府计划的呼声在18世纪90年代日益高涨，并于1800年达到高潮，这一年民主—共和党获胜，而联邦党的力量被大大削弱了。

民主—共和党势力的增强，不仅源于至今未经证实的联邦主义者为帮助某些利益集团积聚经济能量，以及美国人日益高涨的对变革的迫切要求，而且还源于1790年以后，政府对小企业家和不断发展壮大的产业工人的扶持。

尽管美国银行一直在对州银行的货币发行进行监督，但州银行的数量还是不断增加。

到1795年，已经成立了20家州立银行，1812年已扩展到90家，这些银行发放贷款和信用证的总金额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银行的放贷额。

18世纪90年代，南北各州的立法机构都支持农户兴修水利和收费公路。

纽约、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州甚至向诸如陶器场、铁炉厂、制革厂、纱厂等这样的私营企业提供贷款。

甚至在资金不足的条件下，政府也要为私营经济的创新努力改善条件。

例如，受益于商业法典的帮助，部分生产商开始对他们进行贸易的商品进行专业化的生产。

为了能担当经纪人，一些厂商甚至不惜将部分交易商品停产，就像“亚历山大·布朗（Alexander　Brown）和巴尔的摩子孙”

的案例那样，当公司从出口小麦和进口纺织品而改做“纸上”

谈判合约时，就充当了其他厂商的经纪人。

一部分公司的代理商颇为典型地利用外国债券做投机生意，而波士顿和费城的一些商行则利用发行彩票的方式，汇集了大量当地居民的小额储蓄，为州政府支持的教育和制造业方面的工程计划提供资金。

1789年至1819年期间，州政府立法机关共颁布了2　500个针对新兴商业的特许经营权，其中有300多个特许经营权是给予州政府颁发执照的银行的。

与这些具有试验性、脆弱性和刚刚开业的银行相比，美国银行规模格外庞大，但它并不是不可或缺的。

当1811年美国银行执照期满后，没有获得批准延长执照期限而被迫关闭，从这时至1816年，资金缺口就由新成立的200家州和地方银行来弥补。

大多数特许经营将商业特权限制在私人资本的借贷上，以及减免税款和免受通行法案的约束上；同时这些特许经营还给予某些公司公路和铁路的垄断经营权，并规定由私营机构收取费用。

但也有许多特许经营公司保留了“混合所有制企业”

的形式，它们为州政府和私营企业提供收入来源。

康涅狄格和马里兰州政府了解到，普通纺织工人一天能生产出5码布，而在政府的资助下，私营纺织作坊可引进10至20台织布机，很容易达到一天100码亚麻布或毛料的生产能力。

以税收减免和公开发行“伊利湖公债”

的形式，伊利运河工程也接受了州政府的帮助。

伊利湖公债还吸引了英国商人的资金投资。

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前，无论商行还是个人都纷纷寻求安全可靠的投资方式，19世纪20年代，他们购买了一半以上的“克林顿壕沟公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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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国家主义时期（4）

联邦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州政府创新性拓展资金来源的成就，必须要考虑美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大环境。

政治家和政论家公认，有两大外部环境塑造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大致轮廓：（1）1792年和1814年间的欧洲国家的战争和饥荒；（2）美国国内主要人口的重新组合，非常巧妙但又是决定性地为美国的地区冲突作了准备，同时也为即将到来的互相影响和互相依存的一代美国人作了准备。

美国国内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势必受到拿破仑战争期间重大事件的深刻影响，当时欧洲对食品和航运的需求迅速增加，而欧洲人以前在跨大西洋贸易中的地位也被美国运输商人所取代了。

得益于美国在战争中的中立地位，国内的农场主、种植园主和制造商人能够向交战国出口和运输产品。

大西洋中部和切萨皮克地区的大量农场主纷纷由种植烟草转向谷物生产。

随着后来美国独立战争的结束，欧洲的战争冲突为美国人扩大出口提供了空前的大好机会。

尽管当时的物价每月都在变化极不稳定，但是诸如谷物、面粉、熟肉、鱼类及木材这类传统商品的价格，却在1792至1818年间稳步上涨，实行禁运的　1807和1808年两年除外。

整个18世纪90年代，从纽约、新泽西以及新英格兰部分地区输出的货物价值增加迅速，从北部港口再出口的南方棉花、英属西印度群岛的食糖和染料的商品价值，增加的速度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