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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部分（第1页）

由当地企业来提供的。

这些公用事业在狭小的地理范围内一般都表现出规模经济的特征。

因此，大城市政府一般来说在一个市场区域内都只向一个企业发放特许经营权。

但是，由于特许权合同是刚性的，或者容易导致腐败，所以产生了持续的监管和控制以限制竞争的要求。

1907年到1914年间，大多数州都组建了公用事业委员会，相对于地方自治政府而言，公用事业企业常常更为支持公用事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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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企业的管制（3）

无论是选举产生的还是任命的公用事业委员会都在监管公共服务方面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一些比较大的州，比如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委员会网罗了为数众多的专家，发展了相对成熟的度量和判决程序。

它们的权威常常在法庭上经受了公众集团、被管制企业以及这些企业的竞争者的检验。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以后的时期内，司法问题和定价方法一直是诉讼中最多的问题。

就像19世纪在铁路管制中发生的情况一样，资产收益的公平性问题，无论是计算初始成本、重置成本，还是计算市场价值，都成为了资产估价中的焦点。

但是，只要经济增长和技术革新使成本不断下降，以历史上较高的成本为基础的资产收益率管制方法对于经营公用事业的企业来说就是很好的办法。

到20世纪20年代，法律上的争议更加激烈了。

当州立法机构将公用事业委员会的职能范围扩展到管理问题以及减轻公众的抱怨方面后，最高法院在以单独案例为基础确定司法管辖边界的问题上碰到了困难。

1934年［莱比亚（Nebbia）诉纽约市案，291　］，最高法院剥夺了公用事业委员会的职权，让州立法机构有完全的权威对州内任何形式的商业进行管制，只要它们履行了合法的程序。

法院要解决更宽的地理范围内管制的权限问题也是很困难的。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技术变革使得远距离的电力传输、电话服务和天然气供应在商业上来说更加容易。

当供应体系跨越了州界，尤其是跨越了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公司（向后进入燃料的供应和生产，向前则进入产品的分配）的经营范围后，州管制机构就陷入了诸多程序上的困境之中：成本的分配、交叉补贴以及作为企业基本目的的相关资产收益率的分配。

控股公司（组织这种公司的目的是产生财务杠杆效应）可以阻碍有效的管制控制，从而安排它们在多个州的账目。

法院弥补这种管制上的罅隙的努力一直持续到1930年，到这一年，最高法院裁决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没有将电话成本的分配控制在当地的补贴水平之下，但是州管制者在这个案子中却无所作为。

只有国会才能弥补这一罅隙。

在很少直接影响到公共利益、但公司或者其他机构能够创造出公共产品或者正的外部效应的经济领域，政府采取了一些非正式的、自愿的管制措施。

尤其是在赫伯特·胡佛担任商务部部长期间（1921—1928），政府鼓励新的私营部门在各种产业中制定安全标准、采用产品标准、分配无线电频率、鼓励保护资源以及抑制长期过剩的生产。

这些办法在执行程度和产业结构上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在这些办法失效的场合，联邦政府偶尔也采取更正式的管制措施，尽管也有例外，但大多未形成强制性规则。

新政管制的时代，1933—1968年

从1921年到1929年，美国的GNP每年平均增长6％。

增长的主要源泉来自交通、通讯和能源产业的革新和投资。

汽车、货运、空运和管道运输超过了战前时期基础性的铁路运输和水运。

同样，电话和无线电通讯成为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占支配地位的电报、邮件和报纸通讯这些基本通讯方式的补充。

石油、天然气和电力正在取代对煤和水力能源的依赖。

这些方面的发展刺激了整个经济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每年平均增长13％。

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描述的那样，“一系列新产业和新服务所创造的投资机会喷薄而出”

。

但是，这些增长也产生了巨大的生产能力——在某些部门产生了过剩的生产能力，而且促进了寡头垄断程度更高的产业组织形式的产生。

公用事业、交通、通讯和金融逐渐被大企业所支配，这些企业规模太大，其行为很容易对整个市场造成影响。

经历了这一特殊的增长阶段之后，到1929年，美国经济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