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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部分（第2页）

此后4年，美国GNP的下降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平均每年下降），实际上萧条持续了5年以上。

投资，尤其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几乎完全停滞。

物价水平平均下降了25％。

名义收入水平在公用事业下降了21％，在通讯产业下降了38％，在交通和金融业则下降了55％。

许多企业的股息分配都延迟了，债券利息分配也延期了。

破产风暴席卷了在过去10年曾是经济增长驱动力的每个部门。

许多小型的公用事业和铁路公司纷纷破产；9　000家银行倒闭。

到1933年，经济举步维艰，14的劳动力处于失业之中，过去相对自由竞争的政治价值观完全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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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企业的管制（4）

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立法调查、学术研究和公共辩论都在致力于解释大萧条的原因。

在事实面前，自由放任下的竞争和现存的管制机制都不足以解决问题。

有点不合逻辑的是，大萧条的多数明显的原因在当时表现为垄断性的产业结构与“过度”

竞争的结合。

一位经济学家在1936年写道：“产业条件的变化严重地破坏了自由放任信条。

目前的社会政策需要在以下二者之间进行选择：是通过法律来保护竞争（一种荒谬的社会控制政策）还是国家参与到已经集中化了的经济权威的实践中去”

。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1933年3月发表就职演说之后的6年中，联邦政府建立了一个管制政府，最终与对垄断的有力打击联系在一起。

新政府的计划最初是逐渐来自于前10年中的社团主义，但后来逐渐来自于罗斯福自己的实用主义，来自于他的顾问们所宣扬的自由思想的集合，来自于大企业敦促政府稳定市场的努力。

新政府没有忽视任何一个重要部门：农业、制造业、金融业、公用事业、运输业、自然资源，所有行业都受到政府直接或间接的干预。

在新政拥护者们全力应对低物价水平和剩余产品之时，他们也开始处理农业和制造业中的卡特尔问题。

罗斯福希望采取激烈措施，但他坚持进行自愿、分散的控制。

胡佛在前10年中采取的方法仍然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模式，而且似乎限制了政府对公司协作和法院执行判决的干预。

国会在1933年5月通过了《农业调整法》（AAA），在6月又通过了《国家工业复兴法》（NIRA）。

农业方面的立法授权农业部进入市场，与农民和分销商签订销售协议。

这些协议可以确定最低价格，限制产出或者销售。

通过将商品在县一级组织起来，这些协议规避了反托拉斯法的制裁。

虽然提高农业收入的努力按理说是成功的，但对农作物的破坏、对种植面积的限制以及利益支付等方面的问题导致越来越多的政治批评。

1936年，最高法院宣布《农业调整法》违宪。

1938年，国会通过了合宪的第二个法案，在支付和种植面积与市场条件相匹配方面表现出了更大的灵活性。

在《国家工业复兴法》中，国会批准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规范体系。

罗斯福说，这个体系“对于阻止不公平的竞争以及灾难性的生产过剩”

是非常必要的。

每一个产业都被强制性地要求采用两类规范；一类涉及产出和价格，另一类涉及工资、工作时间和集体谈判条件。

由休·约翰逊（Hugh　Johnson）将军领导的国家复兴局（NRA）负责组织这些规范的强制执行，规范的组织需要听取各产业的意见，而且通常要更多地考虑工会领袖的意见。

对规范的发展和强制的“自愿服从”

方面的监督是比较松散的。

对这一项目的批评是把它与德国的卡特尔体系——说好听点是社团主义，说难听点就是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