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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3页）

［14］。

官方希望用此法使各地区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以使“转毂百数”

的行商们不致轻易暴富。

尽管自西汉初年至武帝时期一直以强本抑末为重要国策，但实际上这些贱商抑贾的政策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

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国家控制的官办工商业毕竟处于幼稚阶段，管理存在许多问题，产生种种弊端。

例如盐铁官营后，产品品种不对路，质量又不好，“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

民用钝弊，割草不痛。

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

［15］；又，“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壹其贾（价），器多坚，善恶无所择。

吏数不在，器难得”

［16］。

总之是盐铁价贵质次，百姓不便。

在均输方面，常有官吏舞弊，他们“释其所有，责其所无。

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

间者，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

吏之所入，非独齐阿之缣，蜀汉之布也，亦民间之所为耳。

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

。

［17］平准方面亦存在问题：“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并收。

万物并收，则物腾跃。

腾跃，则商贾牟利。

自市，则吏容奸，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

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

［18］正因如此，民间的工商业才在官方抑制的缝隙中得以生存和缓慢发展。

其二，事实上，汉代官方主要抑制的还是影响到政府收入的巨商大贾，而无法去限制整个商业。

即使坚决主张盐铁官办的桑弘羊，也还是个重商主义者，他说：“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

［19］又说：“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故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

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

［20］因此，在强本的原则下，“放于利末，不师始古”

［21］，也是西汉盛世的策略之一，它表明民间的商业活动是不可抑止的。

此外，汉初实行“与民休息”

的无为而治的政策，使在农桑发达、和平安定环境下的人民产生了强烈的求富欲望。

稳定的生产产生了巨量的商品，商品的积聚促兴了交通贸易的发展。

所以，西汉政府的强本抑末政策并未从根本上消灭商人和商业（不论这是否是统治者当时的初衷），而是在保障农桑本业的前提下保护并鼓励了国家工商业，同时又从另一方面在更广泛的民间积蓄起从事贸易活动的潜能，收到了“国用饶给，民不益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