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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部分（第2页）

救国舍身，天哀其志，或者稍缓须臾，不至亲见灭亡，顾此林林之众，齿少于予者，决不能免，而子孙更无论矣！

予为此奇痛之言者，万不愿予言之竟中，诚以存亡呼吸，断非予一手足之力，所可转旋，持危扶颠，端资群策。

我国官吏，积习太深，不肖者竟敢假公济私，庸谨者亦多玩物丧志，敌国外患，漠不动心，文恬武嬉，几成风气，因循敷衍，病在不仁；发墨鍼肓，期有起色。

所望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习职守，协力程功。

同官为僚，交相勖勉，苟利于国，生死以之。

其有亲民之责者，尤当随时设法劝导人民，使蚩蚩者氓，咸晓然于各国之大势，国民之义务。

但能治人者事事以循名责实为归，受治者人人以视国如家为志。

能由此道，则中国可强，我人民及身与子孙可免亡国之痛，此则予所独居深念，寝馈不忘者！

但坚忍始可图成，虚憍足以害事。

京外各官，当规劝僚属，申儆人民，忍辱负重，求其在己，切勿妄逞意气，空言谩骂，非徒无益，反自招损。

务各善体此意，努力为之。

今之言革命者，动称排满，试思满洲以一二百万人入主中国，国祚尚近三百年，我汉族以四万万人如不能久主其国，人必视我汉族为天生受役之性质，无人类自立之资格，讵非奇耻！

我汉族皆神明之胄裔，诘以斯言，能甘心忍受否？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惟知亡，庶可不亡。

凡百职司，其密志之！

此谕。”

日政府与袁谈廿一条时，国民党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部分主张暂时停止反袁，俾袁可以专心对日，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钮永建等联衔发表通电，表示在袁和日本交涉期间不予干扰。

而欧事研究会的林虎、熊克武、李根源等亦发表通电，附和黄等主张，电云：“吾人第一主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苟不存，政于何有？政苟有成，何分于党。

故吾人之对政府有恶于其人，而有不足于其政，虽欲大革其政而不敢有违于国也。”

这种缓进的主张，孙中山是反对的。

林森曾致电孙中山，请示对日意见，可否暂停国内革命运动，实行一致御侮，免为国人借口。

孙中山复电说：“袁世凯蓄意媚日卖国，非除去之决不能保卫国权，吾党继续实行革命，即如清季之以革命止瓜分。”

中日廿一条签订后，日本举国狂欢，大隈首相入宫向天皇祝贺，日本侨民公然在中国领土上对中国人民举行侮辱的示威庆贺，北京城内日侨饮酒舞蹈，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

。

北京内务部命令警察厅加以保护，并派便衣侦探监视日侨居往地区附近的中国居民。

5月13日汉口日侨准备举行提灯庆祝，许多爱国学生激于义愤，欲作示威反对的游行，以阻止日侨提灯庆祝，全汉口商店停止夜市，闭门熄灯，日本方面竟出动水兵来弹压，后来还是由中国军警自行出面制止爱国游行，日兵才撤回日舰上。

事后日本驻北京公使竟以汉口暴动反日为理由向袁政府提出警告，袁政府也郑而重之地向日方道歉。

日置益同时向袁政府压迫，要袁取缔各省的排斥日货运动。

6月16日袁下令“重申取缔排斥日货”

的命令。

湖南巡按使刘心源因取缔排斥日货不力，引起日本领事的不满而被撤换。

袁这时知道全国人民反对如此卖国，但他不敢任由这种反日情绪膨胀，因为一经膨胀，首先是袁本人要倒霉，因此一面下令说：“遇有乱党借故暴动以及散布传单，煽惑生事，立即严拿惩办。”

一面授意参政院通过《惩治国贼条例》，于6月16日明令公布。

这真是出尔反尔的举动。

他在签署廿一条约前，曾发表声泪俱下的演说，签署廿一条后，更发出毋忘国耻的密谕，并且一再表示沉痛异常，情非得已，把自己扮成一个“爱国人物”

，却把卖国的罪名转嫁到反对他的国民党身上，以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

根据他的说法，出卖国家的，不是他而是国民党领袖。

他在乱党之外，又找到国贼这个恶毒字眼来套在国民党领袖头上。

他这一套是想替自己开脱卖国罪名，并且转移一般人民认为国民党只是袁的敌人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