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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部分（第3页）

《惩治国贼条例》中有“取缔中国实业家与外国人签订条约”

的一条，因此又引起了日中公使于7月8日提出强硬的抗议，袁费了许多唇舌才敷衍过去。

曹汝霖因为是亲日派，又实际负责签订这个卖国条约，因此便成为众口指摘的卖国贼。

全国各地纷纷电请：“诛卖国贼曹汝霖以谢天下”

，吓得陆徵祥和曹汝霖都通电辞职。

陆的通电中有“曹次长误签四字，益费踌躇”

。

曹通电则说：“此案和平了结，一出于大总统之独断，一出于各总长之公意。

……日使要求第五项尤力，经用电话请陆总长向主座请示后，方敢加注容日协商。”

关于加注“容日协商”

四字，袁说曹未请示而擅自决定，曹则说是请示后而行。

其实签已经签了，加不加这四字，并无关系。

附录曹汝霖所撰《我与廿一条》，曹为公认的亲日派，被国人目为卖国贼，他所叙述签的经过当然是为自己做翻案文章，可是因为他是签约的当事人，所以自然有一部分史实存在——

余就职（外交部次长）之二年，即民国四年一月，我国全国统一，各国正式承认，白“狼”

之匪已平，中央威信已立，国是粗定，即可从事建设。

惟欧战方酣，日本已占领青岛。

时日本总理大隈重信、外相加藤高明，都是对中国有野心之人，忽令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国述职，示以方略，议定廿一条觉书，令日置益公使携之回任。

日置公使回到北京，即请见总统（袁世凯），总统以为回任之仪式访问，令我同见。

岂知日使寒暄后，即说：“本国政府为谋两国永久亲善和平起见，拟有觉书一通，希望贵总统重视两国关系之切，速令裁决施行。”

总统答言：“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风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

言已即将日使觉书向桌上一搁，并未展阅。

日使辞出后，总统即对我说：“日本觉书留在这里，容我细阅。”

余即回部。

翌晨，总统即召集外长孙宝琦、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及余四人到府。

总统说：“日本这次提出的觉书，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此觉书，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

至觉书第五项，竟以朝鲜视我国，万万不可商议。”

又说：“容我细阅后再交部。”

各人唯唯听命而散。

其时陆子兴（徵祥）并未与议（原注：《陆徵祥传》一书所记与事实不符，且说我与慕韩主张即行承认，不必商议，更属无稽）。

越日总统召我入府，他说：“我已逐条细阅批示，你与子兴即照此商议。”

觉书分五项：

第一项、关于旅大南满铁路展限问题；

第二项、内蒙古东三省路矿、添置商埠问题；

第三项、日本将来把德国青岛租地，仍归还中国，惟在山东德国取得的权益，及胶济铁路等，应由日本继承；

第四项、南满及内蒙须建设铁路，吉奉两省应准日本人内地杂居，及福建省不能让与第三国，汉冶萍铁矿铁厂中日合办，并开发相连的铁矿，建浙闽铁路；

第五项（注：希望条件）、一、聘用日本人为军事顾问。

二、合办兵工厂，中日两国用同一之军械。

三、聘日本人为主要省市警察教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