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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部分（第6页）

也是“有为”

，无论名教也罢，“无为”

也罢，都是统治和麻痹人民的工具。

在人性论方面，王弼主张性为主，情为末，即所谓“性其情”

。

在这里，王弼与何晏的观点有所不同：

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

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

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

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

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

圣人有没有和普通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之情，不仅是何晏等与王弼相互间争论的问题，也是怎样看待当时士族地主的穷奢极慾的生活问题。

何晏、钟会等是典型的过着奢侈生活的花花公子，可是他们却不敢承认作为封建统治者代言人的孔圣人也有同于众人的慾望和感情。

王弼对此有比较开明的见解，他认为圣人照样有喜怒哀乐，圣人胜过众人的只是智慧（即“神明”

）。

因为圣人的五情与众相同，所以遇到重大悲喜事故时，圣人的情绪也会有相应的反映。

只因为圣人能体验“自然”

而贯通“无”

的道理，所以不会因此丧失理智而有过分行动。

如果仅仅因为看到圣人不被感情牵累，便谓圣人没有哀乐之情，那就大错了。

王弼在回答荀融难其《大衍义》时说：

夫明足以寻极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

颜子之量，孔父之所预在。

然遇之不能无乐，丧之不能无哀。

又常狭斯人，以为未能以情从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

足下之量，虽已定乎胸怀之内，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于颜子，可以无大过矣。

在这里，王弼再次以孔子与其得意门生颜渊的关系说明孔子遇到颜渊不能无乐，丧掉颜渊不能无哀，证明圣人也有哀乐之情。

这样，王弼就把圣人同凡人的界限疏通了起来，使之符合人性之常。

所以在人性论方面，王弼的见解要比何晏踏实得多。

人性论是经常遇到的哲学问题，所谓人性主要指的是人的阶级属性，没有超阶级超历史的抽象的人性。

王弼所说的人性是把宇宙本体“无”

的原则用在人身上，这就只能是抽象的、虚构的人性。

王弼在上段引文中讲过“以情从理”

的话，但这里的“理”

只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理”

，带有明显的阶级性。

在认识论上，所谓“言尽意”